秋冬时节，一旦气温骤降，各地大医院输液室就人满为患。忙着配药打针的护士，人头攒动等着输液的患者，蔚为壮观的输液室“吊瓶森林”……这种热闹的就医场面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“过度医疗”的真实写照。过度用药不仅欲速则不达，反而会加重肝脏、肾脏负担，甚至导致安全风险。“人均输液8瓶”将尖锐的医患矛盾又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，“过度医疗”的存在，严重恶化着岌岌可危的医患关系。 

过度医疗包括过度检查、过度治疗（包括药物、手术和介入治疗等）、过度护理。是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，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，只是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。 

 　　过度医疗的定义虽然很明确，但在现实中却又是非常难以界定的。因为，临床医学非常复杂，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，即使是同一种病也有不同的表现，同一种病的不同时期治疗方法也不同。很多病症相似，医生需要数据来确诊，有时医生采取全面检查的手段，其中哪些检查是正确诊断所必需的、哪些是多余的，都是由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水平而定的，因此，对过度医疗的判断也就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。此外，在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，人们对过度医疗的认识也不同。 

资料显示，我国人均年消费抗生素约138克，而美国仅为13克。过度用药的危害不可小觑。某种程度上，过度用药不啻饮鸩止渴医疗领域公认的原则是：能吃药尽量不要打针，能打针尽量不要输液。但这一原则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违背。究其原因，除了病人盼望痊愈的迫切之心，更关键的还是利益驱动。在“以药养医”的体制下，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过度用药的情况非常严重，特别是抗生素、激素、维生素和输液的滥用，被戏称为“三菜一汤”。 

作为一名医学生，我在医学院接受的医学人文教育，强调以人为本、换位思考，站在患者的角度处理问题。同样，在医生的角度，只有当在开处方、化验单时，一心想着如何更有效更经济地给病人解除病痛，而没有其他利益诉求杂糅其中，才能为病患做出尽可能有益的治疗方案。 

过度医疗，多方都有责任，不仅在于医院与医生、患者与家属，更在于政府；不仅在于观念，还在于行动。避免过度医疗，你我他都有责任。求解过度医疗，仅依靠医学院校的人文教育远远不够。而很多人主张国家加大医疗卫生投入，依靠提升医务人员待遇来解决过度医疗的方法，也不能够根除本源，因为人都是有趋利性的，且不说中国庞大的医疗队伍基数，国家的投入杯水车薪，在不改变院方盈利模式的情况下，甚至可能“抱薪救火”。在医药事业纠结于公益与盈利属性之间，需要摆脱层层叠叠的利益纠结，将医患双方的利益一致化，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医疗的问题。（医学影像科 钟桥维）